【求包養行情劉梁劍】從漢語言哲學出發的漢語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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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語言哲學出發的漢語哲學

作者:劉梁劍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原則在《光亮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十七日癸丑

          耶穌2025年4月14日

 

 

 

本報哲學版圍繞“漢語哲學”相關問題刊發的系列爭鳴文章。資料圖片

 

【學術爭鳴】

 

21世紀初,彭永捷、何乏筆等學者較早提出漢語哲學包養平台若何能夠的問題。近年來,“漢語哲學”已成為哲學界的熱詞之一。自2024年8月以來,光亮日報哲學版發起關于漢語哲學的學術爭鳴。孫向晨、傅永軍、龐學銓、吳根友、韓水法、王俊相繼發文,“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私心辯”,研討漢語哲學何所是、何所為。此番爭鳴,諸家對于此中關涉的“漢語言哲學”似乎都持較為消極的態度。筆者躬逢勝會,不揣猥瑣,試著從漢語言哲學出發談一點見解,聊為方家之思助興云爾。

 

“漢語言哲學”析義

 

何為“漢語哲學”?諸家年夜致上將“漢語哲學”界定為三種:其一,漢語言哲學,以哲學方法來剖析處理“漢語”中的語言問題;其二,基于“漢語世界”的保存論經驗、面對人類保存的基礎性問題進行哲學摸索;其三,用漢語思慮、討論哲學問題而構成的哲學思惟。為便利起見,我們無妨順次稱之為“窄義”“狹義”和“廣義”的漢語哲學。有學者主張狹義,認為廣義過寬,將使“漢語哲學”無所不包而掉其旨趣。有學者明確主張廣義,認為唯有這般才是合適年夜眾包養故事常識的“漢語哲學”。有學者主張,以廣義擴充狹義,雖持廣義之說而仍以狹義為本sd包養。諸家立場盡管有上述差別,但似乎都毫無破例地認為“窄義”過窄。對此,筆者試為一辨,以求“漢語言哲學”之義。

 

不少論者已指出,“漢語言哲學”是一種語言哲學。不過,這能否意味著它就是研討與語言相關的哲學問題,因此顯得范圍過窄呢?對此的答覆,取決于我們若何懂得“語言哲學”。實際上,在“語言哲學”的名義下,至多聚攏了兩種雖不無聯系但仍相距甚遠包養ptt的懂得,有需要加以分疏。為達此目標,包養意思我們無妨引進金岳霖、牟宗三等中國現代哲學家用過的“底”“的”之辨。金岳霖的《論道》自覺應用“底”“的”之別構造焦點命題,如說:“能夠底關聯有能夠的關聯。”金岳霖自知此句“佶屈聱牙”,便輔以英譯:There is possible relatedness in the relatedness of possibilities。相形之下,牟宗三的用例知名得多:康德只做了“品德底形上學”(metaphysics of morals),而他本身則要證成“品德的形上學”(moral metaphysics)。借使倘使借用梵語等印歐語言中關于名詞變格的術語,那么,“品德”在“品德底形上學”中起一切格(genitive)的感化,而在“品德的形上學”中則起東西格(instrumental)的感化。與之相類,我們可以將“語言哲學”區分為“語言底哲學”(philosophy of language)和“語言的哲學”(linguistic philosophy):前者,對語言問題進包養ptt行哲學研討,此中“語言”是對象;后者,以語言的進路進行哲學研討,此中“語言”是手腕或方式。諸家在評騭“漢語言哲學”作為一種語言哲學過窄的時候,似乎僅在“語言底哲學”的意義上懂得“語言哲學”,從而疏忽了另有“語言的哲學”意義上的“漢語言哲學”。不難看出,假如將“漢語哲學”懂得為“漢語言哲學”,同時將“漢語言哲學”懂得為以“漢語言”為方式的語言哲學,那么,“漢語哲學”便有別于所謂的“加字哲學”,因為這里的“漢語”包養意思并沒無限制“哲學”的內容或縮小“哲學”的論域。

 

以語言為方式,或許可以加倍明確地表述為“哲學語法考核”。這里的“哲學”意在強調語法考核是出于哲學的、而非語言學的興包養sd趣;而這里的“語法”則需求在廣義上懂得為“語言的用法”,既包含詞法、句法等層面的結構規則(包養留言板即狹義上的語法),還包含語詞的用法等。哲學語法考核,乃是細勘語言的用法,把握此中無益的線索以推進哲學思慮。哲學的任務起首是窮究普通性的事理(“窮理”),往往重視概念考核。但除此之外,哲學運思還可以研討觀念、體察虛詞、剖析句式,等等。前文“底”“的”之辨也在必定水平上說明了虛詞有助于哲學運思。無妨再舉一例。先秦諸子,儒家主“泛愛包養網評價”,墨家主“兼愛”。同樣是“愛”,搭配以分歧的全稱量詞“泛”“兼”。“泛”的語義焦點在元素之整體,而“兼包養甜心網”的語義焦點在元素整體之內部,且強調了盡管元素間存在差別卻須無差別地對待之。正因為“包養平台泛”“兼”有此分別,儒家的“泛愛”可以“愛有差等”,從而分歧于墨家無差別的“兼愛”。除了虛詞之外,有時候句式也可以“顯示”義理。如《禮記包養網dcard》有言:“學然后知缺乏,教然后知困。知缺乏,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這段話最后明確說出教學“相長”的事理,而前文則是四個關于“教”“學”的短句并行遞進、相得益彰,并通過這樣的情勢結構顯示出教學“相長”的事理。相較于通過語詞的語義來實現的“明說”,借助句式結構實現的“顯示”實際上更接近“暗示”。

 

當然,相較于句式、虛詞,表達包養平台概念的實詞是哲學運思最主要的語言東西。狹義的“漢語哲學”極為重視基于“漢語世界”的保存經驗。依筆者之見,這些經驗往往積淀在一些意蘊豐厚、難以傳譯的概念詞之中,好比“道”“天”“仁”,又如華東師范年夜學楊國榮傳授等深刻探討的“事”,又如孫向晨在《論家》一書中所論及的“孝”。american漢學家安樂哲反思英語世界對于中國古典思惟的翻譯,認為“孝”的通行譯法“filial piety”不知不覺帶進了基督教義理,從而掩蔽或歪曲了“孝”的原義。又如以“Heaven”對譯“天”,以“benevolence”對譯“仁”,無不有以基督教義理“格”中國文明之“義”的問題。“格義”問題也見于佛經漢譯初期。相形之下,近現代以來西學東漸,惹人注視的卻sd包養是“反向格義”或“逆格義”,即外來的西學義理掩蔽或歪曲了中國本有的思惟精義。現代漢語有些基礎概念詞可歸為“移植詞”,即通過翻譯的方法從異域文明機械輸進的語詞。已有論者指出,中國哲學史的收拾多以東方哲學的范式為圭臬,故有“反向格義”的問題。一些論者對概念翻譯頗為樂觀:年夜規模的東方概念被翻譯成現代漢語,這是人類分歧的文明相碰撞的產物,現代漢語在此種意義上充足表現出基于漢語傳統的宏大容納力與創新力。這一樂觀見解似乎沒有留心到,年夜規模移植詞能夠帶來消極影響。移植詞所攜帶的含義乃是從異域文明機械輸進,不台灣包養是從本身思惟傳統及生涯世界中天然生長出來,因此不難帶有異己的性質,在運用中不不難獲得親切的體會,且難以直接接續外鄉的思惟傳統及本身的生涯世界。

 

由此觀之,中國當代的哲學運思尚須慢慢消化及打磨移植詞。實際上,我們在哲學運思的過程中,有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和移植詞展開角力。試以“廣泛”一詞為例。在圍繞漢語哲學展開的爭鳴中,廣泛性構成了一個焦點,幾乎一切論者都確定漢語哲學的廣泛性,且年夜多數論者都將“廣泛性”視為自明的概念。孫向晨能夠是少有的破例之一。他特別強調:漢語哲學關注廣泛性,但這里的“廣泛”需取“漢語意義上‘廣泛’的含義”,即我們通俗日常所講包養一個月價錢的“廣泛和配合的意思”,而不是“柏拉圖意義上‘抽象’的廣泛性”。這里的思惟洞見極為主要。這實踐起來當然并非易事,因為對于受過哲學教導的人來說,universality已經成為“廣泛”一詞最為通俗日常的含義了。實際上,孫向晨還想到了別的一個方式,即包養app便用“共通性”一詞來表達“漢語意義上‘廣泛’的含義”。和“共通性”結成概念對子的是“獨特徵”(或許可稱之為“獨一性”,singularity),有別于和“廣泛性”結對的“特別性”(particularity)。共通性和獨一性這一概念對子的義理潛能有待深刻發掘。

 

再思語言和世界的關系

 

無須諱言,狹義的漢語哲學對于語言和世界的關系持一種特定的見解。多數論者或隱或顯地贊同(或許說“引申”)“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強調語言對于世界觀的決定性影響,甚至強調語言對于我們“生涯世界”的奠定性感化,并經常徵引后期海德格爾或伽達默爾的觀點為證,即“世界在語言定名中被給出”。但是,洪堡、薩丕爾、沃爾夫、海德格爾、伽達默爾諸家的論斷都帶上了過強的語言決定論的顏色。語言決定世界,而世界或指生涯世界,或指包含世界觀在內的思惟世界。

 

金岳霖在《知識論》中提出,有需要分疏兩種能夠的影響法:“有充足的影響法,有需要的影響法。前一種影響法應該有這樣的表現:假如有某種語言,就有某種樣式的思惟。后一種包養一個月影響法應該有這樣的表現:假如沒有某種語言,就沒有某種思惟。”多數論者不自覺地以“充足的影響法”對待語言和世界的關系:漢語和印歐語言之間存在“基礎性的差異”,由此導致漢語世界和印歐語言世界之間存在宏大區別。類似的設法并非當代創見,而是至多可以追溯到18世紀。彼時,洪堡、雷慕莎等學者便開始關注中國思惟、中國語言的獨特徵及其相關性。20世紀,尼采、張東蓀、葛瑞漢、謝和耐、安樂哲、陳漢生、馮耀明等中外學者也就相關問題展開討論。系動詞“to be”、主謂結構等曾被視為由語言之別說明東東方思惟最基礎不合的關鍵切進點。如張東蓀認為,印歐語言主謂清楚,在哲學上表現為縱貫思維的實體論或本質論,而漢語主謂不明,在哲學上便表現為橫通思維的現象論。

 

這樣一些觀點,初看起來,頗有令人稱妙叫絕之處。但細究起來,終究貌同實異,因其建基在語言相對論的流沙之上。德國漢學家羅哲海在《包養網VIP漢語言和漢語包養妹思惟:一場爭論中的諸種立場》一文中指出包養感情,語言相對論難免墮入一個崩潰本身的悖論:“它們劃定一條觸及本身的界線,接下來卻總是要本身跨過這條界線。不論是誰,只需他認為以下主張具有廣泛性——思惟受制于語言,因此具有相對性——那么,他就已經從最基礎上否認了它。”

 

尚待進一個步驟答覆的問題

 

漢語哲學的倡導者難免要面對以下問題:為什么要在“中國哲學”之外另立“漢語哲學”之名?孫向晨給出了較為系統的答覆。在他看來,“中國哲學”約有“五弊”,而“漢語哲學包養違法”則可以免乎此。“五弊”包含:依傍東方哲學成立中國哲學,以哲學史研討取代哲學研討,缺少對思惟結構的整體性掌握,朋分中西,面向過往。但是,針對這樣的答覆,論者似乎仍可以追問:即使沒有另立新名,我們也完整可以在“中國哲學”的名義下從事戰勝“五弊”的任務。從中國近現代哲學史包養網評價的實情來看,相當多哲學家已經在“中國哲學”的包養行情名義下從事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一階哲學問題的哲學運思任務。東方中台灣包養世紀邏輯學家奧卡姆主張,“如無需要,勿增實體”。漢語哲學的反對者或許會提出類似主張:“若無需要,勿增新名。”

 

我們還可以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反思“漢語哲學”提出的佈景。已有論者指出它與解決“中國哲學符合法規性問題”的關聯。不過,漢語哲學的提出似乎還關聯著中國的外國哲學研討符合法規性問題。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漢語包養犯法嗎哲學”倡導者,年夜都來自哲學內部的二級學科外國哲學。何故這般?這起首源自外國哲學學科發展的自我覺醒之問:中國的外國哲學研討可否走出長期的學徒狀態,創造出高于、至多是有別于外國的外國哲學研討(如德國的胡塞爾研討)的獨到價值?中國的外國哲學研討能否已達到類似于現代哲學史家陳康所期許的狀態,即外國的古希臘哲學研討者以欠亨漢語為憾,外國的胡塞爾研討者以欠亨漢語為憾,等等。中國的外國哲學研討可否超出學說譯介及對象式研討的任務方法,進進直面一階哲學問題的哲學運思理境?長期包養此外,從內部來看,“漢語哲學”的提出生怕也是為了紓解外國哲學學科所面臨的內部壓力:在“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立知識體系”“加速構建中國特點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時代大水中,外國哲學學科若何自證成分?不過,我們尚需答覆:為了應對中國的外國哲學研討符合法規性問包養條件題,另立“漢語哲學”是需要的。有論者包養俱樂部主張,我們也可以通過拓寬“中國哲學”的邊界來解決上述符合法規性問題:廣義的中國哲學,乃是一切中國學人所做的哲學研討,無論其徵引或倚重的思惟資源以外國為主,抑或以中國為主。但這般廣義的“中國哲學”應用起來似乎頗不便利。

 

年夜多數論者認為,漢語哲學以漢語為載具。也有較為激進的主張:安樂哲、于連、何乏筆都用東方語言寫作,只需懂得和傳達的是帶有“漢語世界”顏色的哲學經驗,那么,他們也在做“漢語哲學”。這樣懂得的“漢語哲學”似乎太寬泛了,且將面臨自我崩潰的危險:“漢語哲學”不囿中西,融會人類各種思惟淵源,這便內在地請求衝破“漢語哲學”的保存經驗,因此不得不吸納基于諸如“德語世界”“法語世界”等“某某語世界”的保存經驗包養情婦,不得分歧時是“德語哲學”“法語哲學”等“某某語哲學”。

 

不過,假如我們主張,漢語哲學以漢語為載具,那么,“漢語哲學”一名仍有未便之處。考慮到文明“中國”的多樣性,“漢語哲學”似乎排擠了吳根友文中所提到的基于少數平易近族語言的中國哲學,因此顯得太過狹窄。凡此種種,“漢語哲學”的成立仍有許多尚待進一個步驟答覆的問題。

 (作者是華東師范年夜學中國現代思惟研討所暨哲學系傳授、東方哲學研討院研討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嚴重項目“中國語言哲學史〔多卷本〕”的階段性包養網單次結果)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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